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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語課DEUTSCHSTUNDE

因為沈默,你我都是共犯:《德語課》 《德語課》出版於一九六八年是一個標記。一九六八是什麼?是世界巨變,學運風起雲湧。是蘇聯坦克在春天進入布拉格,是美國攻打越南,是巴黎警察封鎖索邦大學學運份子。人們從各界展開他們的行動,抗拒父執輩的一切。無論文學、戲劇、藝術,或者直接走上街頭。一九六八對我們而言是個逝去的年代,今天的法國學生走上街頭為的是自己的飯碗。 那個年代還象徵著德國先鋒份子預言長篇小說已經死亡。齊格飛.藍茨(Siegfried Lenz,1926-)的第二部長篇小說《德語課》充滿寫實情境,在一九六八年的德國出版,他甚至使用傳統敘事。《德語課》使德國人透過一個二十一歲青年的眼光回望自己的過去,個人的、父執輩的、社會的、國家的,以及歷史的一切。 在納粹年代忠於職守,現在聽起來的確荒唐可笑。但是那種盲從的、非理智的集體瘋狂就是發生了。故事的主角西吉(Siggi Jepsen)打從出生就跟二次大戰結下緣分,一九三三年。西吉的父親是服從於國家機器的警察,相當盡忠職守。因為一九四三年的一紙契約,西吉的父親執行第三帝國的禁畫命令,履行他的職責,監視自己的畫家好友南森,禁止他畫畫。十歲的西吉把南森的畫偷走,這起失竊案還由他的警察爸爸來辦,最後西吉被送進少年感化院。 該坐牢的明明是警察父親但為什麼卻由兒子西吉來承擔?盡忠職守為什麼使人歡樂?我們究竟效忠於誰?是什麼樣的意識型態與力量驅使我們不使用理智思考卻盲目跟從? 二十一歲的青年西吉在他的作文簿裡全寫了。西吉用隱藏畫作作為直覺性的抵抗。西吉被關了。西吉將伸張正義作為他的義務與己任,我們不要忘了在一九四三年當時他才十歲。戰後即使父親丟失了工作卻仍心繫著這些從前的義務。父親的腦子一點也沒變。 最可怕事情莫過於清算自己的過去、自己的家庭、社會、國家與歷史。向自己的根源切入的刀子總是最鋒利且疼痛。雖然專制時代已經過去,種族主義與新納粹,小市民的劣根性其實都還在。就像藍茨近年的新作《失物招領處》(Das Fundbuero)點出的,我們的不能遺忘過去的邪惡。面對邪惡與不公義,我們如果選擇沈默,就是選擇成為共犯。畫家被迫害,因為大家都沈默了,任由食人機器無盡擴展。你我都是共犯。那是不只是少數掌權者的邪惡,而是一種集體罪惡與共犯結構。這種無知、順從、不抵抗,形成漢娜‧鄂蘭(Hannah Arendt)所謂的「平庸之惡」。平庸成為歷史災難與極權主義推波助瀾的力量。無論第三帝國、文化大革命或者白色恐怖,這些激情的與盲目的政治操控與浩劫看似過去,很多時候卻幻化成其它的形式停留在我們的身邊。物質、文明與資本主義怪獸正一步步吞噬著人類,還有更多我們未能自省卻盲從的一切。假如我們始終保持沈默,恐怕人人都將如同鄂蘭筆下平庸的艾希曼(Eichmann),以及齊格飛.藍茨筆下的警察父親,成為殺人機器的一個齒輪而不自知。 德國的戰後小說其量之充恐怕可與中國文革之後的文學作品相比擬。所有人都陷溺在過往不堪的回憶當中,災難後的德國廢墟文學(Trunmmelliteratur)便以《德語課》為代表。在廣大的翻譯書市中,除了幾部經典之外難得見到德語文學作品,是他們的嚴肅不適合台灣讀者的口味?或者有些什麼其他因素阻礙了我們認識德語地區的作者?又或者我們根本無法理解政治應該從更深層嚴肅的角度被討論?《德語課》認真揭露自己社會的真實,不惜藉書寫諷刺自己的父親。這一點,對於長久以來習於儒家思維的我們,或許是一記警鐘。 轉載自http://pots.tw/node/12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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